当然也有很多人对此抱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如果放任这种同性恋倾向的滋生蔓延，离婚率会继续攀高，社会必然出现动荡。
第三，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大陆法系甚至因为侦查程序与公诉程序的此种紧密联系而不认为侦查阶段是一个独 立的诉讼阶段，只是将侦查程序与公诉程序作为一个整体规定在审前程序中。
这些情况表明，两大法系国家至少是在立法上还没有确立起来一个"合理"的并完全 值得我们参照的检警关系模式，因此我们在优化我国的检警关系时不能照搬任何一个国 家现有的检警关系模式，比较明智的作法则是要敏锐地洞察到这些法治发达国家检警关 系的运作实践对法定制度作出的能动调整所依循的内在理路。比如在德国，检察机关乃为"为刑事侦查而设之公家机关" ，(注：[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第63页。第二，要具备能够有效衔接起诉阶段、提 升公诉质量和效果，从而实现侦查程序深层目的的功能。既 然如此，我国的检警关系模式与西方国家的检警关系模式是否相同就实无大碍：只要我 国的检警关系模式能够最好地契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和我国的国家权力分配方式，并 具备能够最大化实现我们所设定的侦查程序运作目的的功能，那么这就是对于我国法现 实而言最好的检警关系模式。(二)检察机关对警察机关侦查权行使的制度约束不力，侦查权滥用现象比较严重，致 使侦查程序的根本目的没能获得良好达致 一如上述，我国检警关系模式的特征之一是检察机关承担着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法 律监督职能，侦查监督的目的乃是为了确保公安机关的侦查权能够规范行使，以避免其 滥用而侵犯人权。
从本质上来说，侦查程序中的检警关 系亦是侦查程序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合理的检警关系模式，也即我们所要建构的 目标制度也就相应地要具备以下功能：第一，要具备能够有效寻获证据、查缉甄别犯罪 嫌疑人，从而实现侦查程序直接目的的功能。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在逮捕措施的批准上：检察机关负责审 查批准公安机关的逮捕申请，而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可以要求复议 和复核，二者形成了一种职权行使行为上的相互制约关系。也许在审判系统内部上报下达的文件公函之类中常需引用法条正文及进行解说辨析，但在对百姓公布的判词中一般只讲经义礼教原则。
一是依亲属名分服制断案，诉讼"凡宗族亲谊，必须问明是何称呼（谓），系何服制"。关于中华法系的总体特征，从二十年代起就开始有人讨论了。市民们必须身份平等，特别是交易双方必须平等，至少程序上表面上平等。任何一个人都是市民，他有智慧，他本能地知道自己该拿什么产品来与他人交换。
天父毕竟无法直接监督、发号施令和审判制裁，充其量只有通过"灾变"或"灾异"来警告人君。某种意义上讲，乡宦对小民的关系是国家秩序中的拟制叔伯、兄长与子弟侄辈的关系。
第五，中国法系的审理判决依据常常不是具体的法条，而是礼教、情理，这也是家庭内家长依情理裁判是非情形的合理推论。如得其人，定要领至公堂面相一过，做得他（她们）的配偶，方许完姻。第三，审判程序完全是家长式的。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准确。
本文以欧美法系或西方法系的市民伦理精神为参照系，分析了中华法系的亲伦精神。西方的"法律至上"观，显然是市场伦理或市民伦理的反映。依西方法系的"人民观"，人民都是智慧者，有自管自治自教的基因，因而应该有"自由"、"自主"，因为理性必使其如此。到了卢梭，正式将前人的主张归纳升华为系统完善的"社会契约论"。
因为市场管理机构也会与市民发生争讼，若让审判仲裁机构依附于它或让它享有此权，则难免"自己作自己案件的法官"之局面，恐失公平。在法庭上，当事人称法官为"老父台"、"老公祖"、"青天老爷"、"爷爷"、"青天父母"，均系典型的对家长族长称谓的推演。
同时，由于他享受着法律的一切好处，他若强调他人遵守法律，他自己就得更加严格地遵守法律。既经公意确定或认可之后，任何单个市民必须无条件遵守（除非你可以争取足够数量的市民支持修改它们），否则即无市场公共规则可言。
（四） 中国法系的亲伦精神，我们更可以从中华法系特有的"家长制审判模式"来认识。从这种意义上讲，各民族的法律都未尝不可以称之为"伦理法"。这样的愚昧无知的人民当然不可能自己通过"社会契约"立法来维持秩序、臻于文明进步之境界。无公共规则即无秩序，无秩序即无市场。要君主守法，本身就违背了专制君权的原则。在家内，家长权至上时也是如此。
不同的推论与中西两种法律传统的亲伦精神与市民精神之差异紧密相联系。从西方法系的市民精神及相应的"人民观"，只能推出相反的结论：人民只能以自由自主权利平等的市民身份参与国家，称之为"公民"。
因此，"伦理"一词只是一个技术性概念，并无特定的价值取向之涵义。）在《彭公案》第十四回中，彭公在断完姚广智杀人一案后，进而判令姚广智的弟弟作为"义子"为死者的父亲养老送终。
（注：由荣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26 ～129页。）西塞罗的看法代表了西方法系的一般认识。
第二，诉讼只能以"请老爷为小的作主（申冤）"的方式提出，不是用平等双方发生争讼诉诸一个客观中立的仲裁者的方式提出。从这个意义上讲，未尝不可以说世界各大民族的法律传统都是伦理法。宋人李觏谓"礼者，圣人之（所制定）法制也"，（注：《直讲李先生文集·礼论四》。见《施公案》，宝文堂书店1990年版，43页，63页。
在家庭式亲属圈中，家长订立家规家法，子孙卑幼谨守家法、俯首受治。君主虽然理论上有受"天权"制约的可能（因为他是天之子，应服从天父之意），但天权没有强制力。
中华法系的根本精神，就是一种极端重视亲属伦理的精神。后来的西方社会，这种原则基本上保留下来，如至今西方很多自治地方仍保留了民选法官的制度。
西人对中国审判制度中的此一点看得比我们更清楚，孟德斯鸠、马克思曾以此作为中国审判制度的最典型特征。）最高执政权力来自和从属于法律， 这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任何个人（包括最高执政）都必须服从公意。
但他竟不怎么关心这一职责，反而在公堂上为三对青年再定婚配，充当起家长来。市场只能是许多单个的市民自由合意走到一起来交易而形成。由此推而广之，关于市场秩序、市场规则，亦即市民在市场或在其他许多人格平等的市民面前的权利义务，必然出自多数人的合意或多数人赞成并践行的习惯，不可能出自个别人命令。本文认为，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不在于她是伦理法，而在于她是一种特定的伦理法。
他服从家规只有在他认为此规则尚不需修改，对自己自由行使权力无碍之时。依据市场的情形或市民伦理，必然推出国家与法律来自社会契约的结论。
但在有关家政和家庭公益的问题上，他眼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高于家规家法的。后来形成了由商人自己主持的"特别商业法庭"。
市民必须自由，必须有权利，必须平等。《三侠五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59～60页，等等。
